开辟鸿蒙获新生

      开辟鸿蒙，始有天地。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战争，使我华夏创巨痛深，倍受屈辱和伤害。然而随之而来的西学东传，却堪称另一场“开辟鸿蒙”，使我华夏获得了新生。

      这一番痛苦的转变和挣扎，多少曲折和艰难。

      风雨如磐中，林文忠公（林则徐）睁眼看了世界，他帮助魏源编成《海国图志》，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始作俑者。可惜林公本人却绝不愿意以改革者留名世间。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

      同时期的徐公健男（徐继畲）完成了《瀛寰志略》，其实远胜《海国图志》，对于我华夏传统文明没有那么多盲目的优越感，对于西方文明也没有那么多的偏见。书中甚至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总统推举制度，认为这是中国传说中才有的“天下为公”，并将华盛顿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盛赞不已。可惜因为太超前了，曲高和寡，在当时难以获得认同。

      鸦片战争其实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瀛寰志略》拥抱西方文明的胸襟反而引起了传统士人的愤慨，直到二十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宛如惊雷震撼了朝野。京城沦陷，皇帝仓惶出逃，火烧圆明园。亲王奕訢在“痛心惨目”中终于正视现实，被迫承认西方技术的先进，启动了洋务运动。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那些深信“大清的才是最好的”人们。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愚昧。

      即使是曾文正公（曾国藩）也在数年前批评徐继畲“长英国志气，灭中国威风”呢。直到他实操“师夷长技以制夷”，创办洋务实业后，重读《瀛寰志略》，方有另一番感受。

      可见沉浸在传统文化中的国人，去接受另一种文明，是何等的艰难。

      可惜洋务运动有着天然的缺陷。政治体制不改，文化精神不变，岂能真正的富国强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归是行不通的。但曾公从未提出政治改革，终其一生，恪守传统的君臣之理。冯桂芬将他的《校邠庐日记》呈递曾公，书中提出了改革路径，请曾公作序，曾公也选择了沉默。大清社稷终将不保。曾公叹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落。”无限江山，无限眷念，可我们只能在夕阳完全坠落前向它投去最后一瞥。

      而止步于洋务运动的后果，便是甲午惨败。

      甲午败后，李文忠公（李鸿章）出访欧美，异国之现代文明让他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东西方巨大的差距岂止在科技？制度层面，是君权神授与三权分立、科举取士与全民教育的鸿沟；精神层面，是三纲五常与人权意识的冲突。然即使是洋务运动，李公已饱受国人指责，更谈何政治改革，废除科举，废除三纲五常。李公深感绝望和无力。归国后闭门谢客，面见太后时亦沉默不语。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终于摆到了光绪皇帝的案头，书中给出了拯救国家的药方:君主立宪制，设议院，立宪法，并行经济改革，以富民强国。其大胆的改革思路可谓石破天惊。

      甲午战败，国人深受刺激，也终于被唤醒了“文化大国”的美梦，打破了一家一姓之专制体制的迷之自信，“两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盗也”，乃有“戊戌变法”昙花一现，是皇帝和康梁等士人对政治变革的强烈渴望，它的失败，不仅因为帝后权力之争，也因为光绪帝的缺乏政治经验，因为新政的急切冒进，因为大批官僚成为被裁撤者而惶惶然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更因为康有为的志大才疏，最终酿成了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

      变革的脚步完全停止，保守势力沉渣泛起，不及两年，有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祸。愚昧和专制体制究竟将为华夏带来多少灾难，没有人知道。

      中国电报总局督办盛公杏荪（盛宣怀）收到朝廷向十一国宣战的电报的时候，简直瞠目结舌。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予以扣留。在他和张謇的奔走联络下，南方各省封疆大吏均派出代表，于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证南中国和平的《东南互保章程》，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何其大胆，又何其果断英明！

      汪公穰卿（汪康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权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不能无主，七省都抚当成立公共政府，颁定宪法。”不久，议会在上海成立，选举容闳为议长。朝廷已毫无威信，山雨欲来风满楼矣。（注1）

      容闳的“宁可相信十个恶魔互相制衡，也绝不要轻信一个圣人乾纲独断。”此话犹如一道惊雷，震惊了专制文化中长大的少年袁慰亭（袁世凯。注2）

      烈烈寒风中，一队人马从济南出发，急匆匆向北奔驰。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袁公。登上权臣顶峰的他，正摩拳擦掌，欲要大展宏图。

      甲午惨败，八国联军，一次次战败终于唤醒了国人，民众对专制体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实行君主立宪制成为很多官绅的心里认同。然而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普遍认为是立宪政体战胜了专制政体，朝野上下一片呼声，袁公才敢倡议并领导了立宪改革。

      只是立宪改革的方案被太后轻轻放下的那一刻，袁公的心凉了。

      参与制定改革方案的士琦的心也凉了。

      为什么一再的一败涂地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心？为什么以一人而能决定千万人之命运？君主立宪是多少国人苦苦探究几十年的结果，是革命党人血染山河动摇国本才换来的太后对于改革的松动，也是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的道路，是举国之一线生机，通国上下望立宪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然也抵不过皇家的“权力”二字。太后不明白，君主专制与国家富强不可兼得。

      从戊戌政变到预备立宪，无论是万民泣血还是山河破碎，都不能改变太后的心。大清只能是皇家的，只能是爱新觉罗的，不能换了主人。她不明白什么是文明方向，也不明白什么是世界潮流。她只知道大清江山只能是爱新觉罗的。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李鸿章诗）孤臣血泪，万里河山，神州缺瓯，徒叹奈何！士琦在深夜里徘徊，在黑暗中独坐，在总督府与袁公相对无言，悲恨交集。

      海外的孙文和梁启超还在为革命还是立宪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大清的立宪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了。那拉太后不愿意放弃皇权。如果大清都没有了，又哪里来的太后和皇上，又哪里来的皇权？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太后就不明白，为什么满人权贵就不明白，袁公说他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自此道分为三，专制的愈加专制，革命的继续革命，唯有立宪派左右摇摆。

      但君主立宪仍然是我们的选择。革命将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亿万人民陷于战争的烈火中，动辄数万、数十万的伤亡，甚至有可能混战多年，是中国万不能承受的。且中国几千年来皆是君主专制体制，君君臣臣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贸然没有了君主，容易思想混乱，缺乏信仰，且国人素质低下，并没有共和素质，共和之后只恐一盘散沙，群龙无首，各自征伐。袁公没有放弃努力。他拖着沉重的镣铐在泥泞中艰难地前行。继废除科举之后，新式学校雨后春笋般设立，以培养新式人才。司法独立试行，民主选举试点，他仍然想推着大清往前走。但是依然有无数的明枪暗箭向我们袭来。瞿鸿禨，岑春煊，还有他们身后无数的“清流”。而太后的一句“汝兵柄在手”就足以让袁公战栗。

      无尽的黑暗中是令人窒息的压抑。江山无限，可怜依旧。中国人匍匐在皇权之下太久太久了。

      孙文、黄兴早就不相信满清皇族，迫不及待地发动起义，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加入他们，流血、牺牲，那么多的国之精英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生命，让人痛惜。他们的牺牲精神着实让人敬佩。可惜兵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文明的进步需要以血为祭。隆隆的炮声不断传入京城。在黑暗中我忍不住侧耳倾听，听那震撼人心的巨响，还有它激荡在天际的回声。

      而同时，《钦定宪法大纲》出台，通篇是所谓“议院不得干预”，太后终于招认了，她其实是反对立宪的。

      1908年，我的四兄直隶总督莲府（杨士骧）派使者向同盟会的黄公克强（黄兴）送交了一封袁公的密信:“宫保（袁世凯）知先生致力于革命，甚为海内外所瞩望，也知先生将来必成气候。宫保愿与先生及革命党人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太后终于驾崩，也许大清气数已尽，我们要谋一个退路。

      太后驾崩后，满清这架破旧的马车再也找不出强有力的御车人。昏庸无能的摄政王载沣所做的最急切的事，就是欲将袁公罢斥流放以收回兵权，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被迫改为以“足疾”开缺。

      1909年1月5日，北风如刀。我和孙慕韩（孙宝琦）、杨皙子（杨度）、严范孙（严修）等人到北京火车站为袁公送行。前路茫茫，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曙光？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黑暗中的等待是那么漫长。

      袁公在彰德等了整整三年。

      一再的抗议之下，载沣竟然操作了皇族内阁的出台，何其愚蠢和自私！全然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立宪改革又一次失败，清廷人心尽丧。旋有武昌暴动，半月内，各路蜂起，大局危殆。立宪派人士、新军将士纷纷倒戈。革命之势若激湍之喷射，若怒马之奔驰。

      一切终于不再是浮云。在历史的暴风雨中，张謇等立宪派人士眼看共和已成民心所向，悄悄改变了立场，在上海赵凤昌宅邸惜阴堂做出拥护袁公的决定。先是促成袁公为内阁总理，进而拥袁为共和政府的总统。

      走投无路的皇族只得让袁公出山，向他交出了权柄。袁公振衣而起。这一次，他将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他将用毕生的智慧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不朽的使命。

      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局势中，袁公明白，唯有加快政治变革，尽快兑现君主立宪制，才能消弭各省的军事叛变。借着这次政治危机，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这是政治家的大智慧。朝廷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19条，资政院选举袁公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公组织了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醇亲王载沣也承担了国家混乱的责任，辞去监国的职务。

      袁公审时度势，并不一味地试图以武力平定天下，首倡南北议和实现政治改良，期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尽快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他任命唐公少川（唐绍仪）为南北和谈代表，委我为邮传部大臣。我不愿就任，主动要求参与议和。帷幄之内，笔舌之间，士琦正应一展所长。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每一步都牵动着国运。战还是和，君宪还是共和？在民军、皇室、军队、列强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纠缠之下，怎样尽量以和平的方式取得各方的妥协，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避免中国因动荡而导致分裂？中国这艘巨轮，在经过几千年的行使之后，已经千疮百孔，如今在这暴风雨来临之际，如何维持他的屹立不倒，改变航向继续航行，而不致沉没于战乱和被瓜分的深渊，这些都是极为考验智慧的。稍有应对失宜，后果不堪设想。正如袁公所说，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袁公雄才大略，众望所归，我相信，以袁公之能，必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而我，愿助他一臂之力。

      历史自有其运行法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士琦虽世受国恩，然不敢因私废公。如果说这个统治了华夏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制度，已经无法继续，无法为天下人认可，士琦愿意顺应时势，投入这滚滚洪流，带着无尽的遗憾，更带着重生的希望。

      风从天地的尽头席卷而来，扬起漫天飞雪。在我们的身后，是巍峨深沉、逐渐模糊的紫禁城。

                              ——士琦自白

      
      武昌起义后的南北和谈，南方民军以伍廷芳为总代表，北方袁世凯内阁的总代表为唐绍仪，杨士琦为副。

      既抵沪，止息于沧洲别墅。一日绍仪、士琦联袂拜访廷芳，廷芳出迎，曰：“京师一别，不觉有年，不料再会竟是国家动荡之时。今幼主无知，贵胄弄权，义师蜂起，海内骚然。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为今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二公许之否？”

      士琦与绍仪对望一眼，答道：“吾与公及少川，比肩事主，政见略同。公之议论，深表同情。皇上年幼，政权悉操项城之手，愿与少川共负疏通之责，以国家安危、民生厉害、个人得失说项城。难免其不怀故主之恩，因循犹豫。然大厦将倾，岂一木可支？臆度项城必能当机立断，以天下为己任也。”

      绍仪接道：“吾于美利坚游学时，即已醉心于彼之共和政体。杏城（杨士琦字杏城）是吾好友，也是君之故交，虽未曾远渡欧美，也曾涉足南洋群岛，安抚侨民。既归国，恒为余言‘专制不可立国’，与美利坚共和体制相印证，实惬我心。共和是吾二人之素志，初非有异于公也。”（注3）

      此三人政见是否如他们所说彼此相同，都拥护共和政体，而抛弃了君主立宪？其实非也。至少杨士琦是个保守派，与袁世凯的意见一致，都认为中国目前最适合的国体其实是君主立宪制。唐杨二人联袂拜访，其实是为探听“敌情”，以筹划谈判策略。

      南北议和首次会议决定停战事宜后，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要解决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的取舍问题，时人甚是担心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和艰难的较量。民军总代表伍廷芳坦言民军主张共和，清帝逊位，由百姓公选大总统。唐绍仪答曰：“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一语既罢，满座皆惊，不料取得共和之共识竟如此轻易。（注4）

      但实际上，这是一招以退为进，“ 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也 ” 。 南方坚持共和，如北方仍以君主立宪为固守目标，必定造成谈判破例，国家有动乱分裂之忧，且将袁世凯置于革命的对立面。民众盼袁世凯出山，并不是盼他扫荡革命，做一个曾国藩，而是要他推进政治的进步。唐绍仪身在和议的第一线，在了解到南方的共和态度异常坚定之后，不得不急为变计。故代表团决定先退一步，同意共和立宪，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由“人民”投票来决定国体。既然南方说，共和是民心所向，那么没有道理拒绝这一提议吧。这是极为巧妙的一着。至少在形式上，中国还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机会。

      国会公决的提议得到了伍廷芳的同意。

      就袁世凯本人来说，他的思想更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但形势已经不允许他坚持君主立宪了。

      从各地的新军，甚至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军，到国内的立宪派，对清廷极度失望，纷纷转向革命，要求共和。更不要说老牌的革命党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奋斗目标，断不能接受君主立宪制。

      民心如此，安能逆势而为？

      但袁世凯还是想再抢救一下。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民众的共和素质以及身为内阁总理的职责等多重考虑，尤其是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名声，他想尽量争取保留皇室，实行虚君共和。如此苦心孤诣，而由国会公决实在是顾全了国家、皇室、袁世凯本人的万全之策，本是唐绍仪的得意构思，在会谈开始之前就与袁氏有所密谋。一切就交给“人民”吧。

      但在和议一开始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毕竟不同寻常，唐绍仪也不由的“五内如焚”，一面密电袁氏心腹梁士诒、阮忠枢说明情况，一面速遣杨士琦返京与袁当面密谋。

      杨士琦虽然政治态度相对保守，是君主立宪派，但作为议和代表，他眼见南方共和之势无法遏制，深知“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注5），为谋求和平统一，也与唐绍仪达成一致意见，赞成清帝逊位，建立共和。这种对于形势的洞察和把握，顺应天下大势的做法为清末到民国的和平转变带来了希望。

      第二次和谈会议之后，在急如星火的局面中，袁世凯用了八天时间协调内外，对外主要是日本出于维护其天皇制度的考虑，强烈反对共和，要求君主立宪，后终因英美的牵制而作罢。对内主要是与醇亲王、庆亲王等亲贵商议。而要皇室同意国会公决，就要做好皇帝退位的准备，难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而终于在12月28日获得了皇室的重大让步和隆裕太后的批准。12月29日唐绍仪团队和伍廷芳团队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

      在这一系列谈判中，居然难见杨士琦的出面。原来上海电报局不允许用密码通电，而关于议和事宜，必须与袁世凯秘密商议。于是杨士琦只得在上海和北京之间不断来往奔波（注6：《申报》1912年1月1日）。另此一时期，众人多在赵凤昌私宅惜阴堂私下协商，正式议和会议往往是官样文章。在谈判中，杨士琦主要是积极为清皇室争取优待条件。南方原先提出每年给予皇室白银300万两的费用，经争取改为400万两，后改为400万元。优厚的条件对于隆裕太后同意皇帝退位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武力镇压多所顾虑：“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而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双方的博弈并不是谈判议和这么简单。

      首先南方民军各方不认可伍廷芳的“全权”，完全不理会达成的“国会公决”的共识，自行成立中华民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大总统职，再三强调只接受共和。

      袁世凯表示怒不可遏，事实上谈判已经破裂，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除了继续停战的协议外，和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唐绍仪和议团队在进退两难的情势下，被迫全体辞职。虽然事实上，他们仍然参与和议与南北沟通。

      袁世凯还有一条退路，就是放弃挽救清廷皇室，放弃君主立宪制，同意南方的共和要求，转身逼退清廷，以其功就任民国大总统。

      早在正式和谈之前，1911年12月2日，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通过决议，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那么临时政府当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接着在第二次谈判的当天，即12月20日，前方将领段祺瑞的代表与黄兴的代表也秘密达成协议，拥护共和，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这也是为袁世凯准备的。军队是袁世凯的生命和根基，袁世凯不得不慎重考虑。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面试图北伐，但因财政艰窘，一直没有成功；一面多次表示“虚位以待袁”。一旦袁世凯成功让清帝逊位，必将信守承诺，让位给袁氏。可以说，“非袁莫属”是当时中外的共识。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纷争，军民的反满情绪反而日益高涨，对满洲人两百多年来罪恶的愤怒此时如喷薄的火山无法压制，满洲人和皇帝是身处其时的中国人无法容忍的存在，必欲去之而后快。如果说袁世凯可以用大炮镇压叛军，那他可以镇压全天下的汉人吗？

      而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彼时的中国，再也经不起大规模内战的折腾了。除经济薄弱外，东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控制，从边远到腹地，已经深入肌里。时贤如张謇者“将兆分裂”的惊呼，并非空穴来风，而实是揪心的忧虑。

      袁世凯不得不痛苦地正视君主立宪制无法实现的现实。

      徐世昌告诉袁世凯：“彻底断了君宪之念吧，无论你有多强的武力，都必须放弃君宪，接受共和。如果还替皇室争取什么君宪，不仅是徒劳的，搞不好你袁世凯自己都得当殉葬品！”（注7）

      唐绍仪与杨士琦身在南方也发来电报，敦请袁世凯倒清自任：“清必倒，民国必成，宁使人诽谤为王莽、曹操，而西方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孰得孰失，当能决之。”当时唐杨致袁之电文，大都士琦所草拟。（注8）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袁世凯虽然多次表示“世受国恩”，到此时也终于决定放弃皇室，放弃君主立宪制，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没有选择愚忠于清廷皇室，而是以国家前途安危为考量，在政治理念上进行了妥协，顺应天下大势，接受了共和，和平地结束了清王朝，与国人共同建立新的共和国家。

      中国人，凭着对文明和光明的无限向往，对自由人权的渴望和认同，凭着对黑暗和野蛮的抗争勇气，凭着坚韧不拔和牺牲精神，运用卓越的政治智慧，为自己赢得了新生。

      参考文献: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黄治军《晚清最后十八年》

      吕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马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注1：吕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注2：吕峥《中国误会了袁世凯》

      注3：陈灨一《甘簃随笔.辛亥和议之秘史》

      注4：观渡庐《共和关键录》

      注5：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2卷，杨士琦民国3年发表谈话称“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

      注6：《申报》1912年1月1日

      注7：黄治军《晚清最后十八年》

      注8：陈灨一《甘簃随笔.辛亥和议之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