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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蒙智行回应“竹知了”:余承东为何突然成了情绪出口?

  • 2026-10-12 11:41:17
鸿蒙智行回应“竹知了”:余承东为何突然成了情绪出口?
8月4日21时38分，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了一份《关于近期“竹知了”相关网络信息的情况说明》。
声明披露，截至8月4日晚，相关网络信息累计达到5.6万余条，鸿蒙智行实际投诉171条，平台反馈下架144条。同时强调，投诉针对的是具体内容，没有投诉竹知了商品，也没有要求电商平台下架、停售竹知了。
按照这组数据计算，投诉量约占相关信息总量的0.31%。
这至少说明，网传“只要出现竹知了就会被投诉”“全网封杀竹知了”，与鸿蒙智行披露的情况并不一致。
可问题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鸿蒙智行解释清楚了自己投诉了多少条、没有投诉什么，却没有完全回答另一件事：
为什么一只普通的竹制玩具，会突然成为公众表达情绪的出口？
答案可能不只藏在这171条投诉里。
还藏在余承东过去几年形成的公众表达方式里。

01

一只竹知了，怎么和余承东扯上了关系？

2023年12月26日，余承东在问界M9发布会上表示，问界M9是“千万元内最好的SUV”“马路上能看到的最强大SUV”。
此后，“一千万以内最好”“遥遥领先”等表达逐渐成为余承东和华为发布会的标志性语言。
到了今年夏天，有网友发现，传统玩具竹知了摇动时发出的声音，与发布会上的某些声音颇为相似。
于是，“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遥遥领先知了”等二创出现了。
最初，这很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错位幽默。
一边是价值数十万元、被称为“千万元内最好”的豪华汽车；另一边是一只结构简单、充满童年记忆的竹制玩具。
尺度越悬殊，画面越好笑。
随后，部分相关内容因投诉被平台下架。下架截图开始传播，事件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
原本，人们只是在玩余承东的梗。
后来，人们开始讨论：一家强大的科技企业，能不能容得下普通人的调侃？
竹知了就这样从玩具变成了态度。

02

公众反感的，可能不是声音，而是“被安排惊叹”

不能因此断言，所有参与玩梗的人都反感余承东。
有人只是觉得声音相似，有人是在追热点，也有人认为企业处理恶意剪辑、AI冒用和虚假归因具有合理性。
但从大量二创共同指向的内容看，网络中确实可能早已积累了一股对余承东表达风格的疲劳。
余承东的传播风格非常鲜明：
“最好”“最强”“遥遥领先”“领先一代”。
这些表达曾经非常有效。它们把复杂的技术指标压缩成普通人一听就懂的结论，也为华为塑造了自信、强大、不服输的公众形象。
《开放时代》2026年第1期的一篇研究也提到，“遥遥领先”已成为与华为深度勾连的话语符号。
问题也出在这里。
当一个企业高管反复替公众宣布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强，部分人潜意识里的感受会慢慢变化：

这已经不只是在介绍产品，而是在告诉观众应该怎样评价产品。

公众未必反感华为自信，也未必否认产品能力。
他们更可能反感的是，自己的判断似乎总被提前写好了。
人们讨厌的不是企业有结论，而是企业替自己规定了惊叹。
竹知了的出现，刚好把评价权拿了回来。
发布会上，是企业告诉观众什么值得“哇”。
到了竹知了这里，公众自己决定这声“哇”究竟是什么意思。

03

投诉为什么让分散情绪突然爆发？

华为并不是一个普通消费品牌。
在很多公众心中，它同时承载着技术突破、国产科技和逆境突围等情感意义。
这种象征价值给华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支持，也让部分批评变得不那么容易表达。
有人认可华为的技术，但不喜欢余承东的营销风格；有人支持国产科技，却对“最好”“最强”的绝对化表达感到疲劳。
这些态度并不矛盾，只是过去缺少一个安全出口。
直接批评余承东，很容易演变成立场争论。
摇一只竹知了，则可以说：“只是觉得声音好玩。”
这就是竹知了的心理作用：它让人既能表达反感，又不必承担完整的立场风险。
投诉和下架又给这场玩梗增加了一层道德意义。
参与者可以告诉自己：

我不是在嘲笑一个人的声音，我是在维护普通人调侃强者的空间。

于是，一股原本分散、私下化的表达疲劳，被转化成了公开的群体行动。
它的传播路径大致是：

长期表达疲劳竹知了提供安全暗号网友发现彼此有相同感受投诉赋予玩梗道德正当性私下反感变成集体释放

所以，这次舆情不能只用“史翠珊效应”解释。
越投诉越传播只是表面。
更深的一层是：投诉改变了玩梗的意义。
原来只是好笑，后来变成了表达权。

04

从伯内斯看，华为意外制造了“反向认同”

现代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把公关称为“制造认同”。
他的核心判断是，公众不是只靠事实做决定。符号、身份、情绪和群体归属，同样决定人们如何理解一件事。
伯内斯还特别强调：公开行动会制造新闻，新闻再塑造公众态度。
这一次，华为原本想处理的是少量具体内容，但投诉本身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新闻：

一家世界级科技企业，为什么要回应一只竹知了？

投诉还有一个意外效果。
竹知了的声音原本只是一种主观联想，企业一旦正式投诉部分相关内容，公众反而更容易相信：这个联想确实击中了什么。
投诉不是消除了符号，而是替符号盖了章。
余承东过去成功打造的“一千万以内最好”“遥遥领先”，也被公众拿来完成了一次反向改写。
企业想传播的是领先、自信和权威。
网友接收到的却可能是强势、结论先行和不容调侃。
华为没有失去所有人的支持，却在这个具体议题上，被部分公众从“我们这边”划到了“他们那边”。
这才是伯内斯视角下最需要警惕的危机。

05

鸿蒙智行哪些做对了，哪些还没有做到位？

这份声明并非一无是处。
它披露了5.6万、171和144三个数字，明确否认投诉商品、要求停售等说法，也承认公众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对于AI冒用声音、伪造高管言论、虚假归因和明显侮辱性内容，企业当然不能完全放弃处理。
宽容玩梗，不等于纵容造假。
问题在于，公众无法从声明里看清171条内容分别属于哪种情况。
普通调侃、讽刺性二创、AI冒充、虚假归因和明显侮辱，边界并没有通过脱敏案例直观呈现。
声明说“经过多部门复核”，但这仍然是企业对自己的复核。
而公众在意的是：如果真的出现误伤，谁来复核企业？创作者通过什么渠道申诉？被误下架的内容能不能恢复？
还有一个传播顺序问题。
对不少网友而言，最先看到的不是企业解释，而是下架截图。
这相当于两个人发生争执，企业还没开口，平台处罚通知先替它说了话。
所以，这份声明解决了事实澄清，却没有完成关系修复。
公众问的是：

强者能不能容得下普通人的玩笑？

声明回答的是：

我们只投诉了171条。

两边谈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06

从心理根源解决，不能只靠“再解释一次”

如果按照伯内斯的方法，企业此时的目标不该是让公众承认“华为完全没错”。
更现实的目标，是把华为重新放回“尊重普通人表达”的位置。
第一步，是公开划出三条边界。
正常展示、评论、善意模仿和非商业玩梗，不投诉；可能造成身份或商业混淆的内容，先沟通修改；AI冒用、伪造言论、虚假归因和明确侮辱，再依法处理。
第二步，是把一部分判断权交还给外部。
可以邀请平台、独立法律人士和创作者代表，对171条内容进行脱敏抽样复核，公布投诉类型、平台依据和申诉结果。
如果存在误判，就推动恢复并致歉。
这比再说十遍“我们有证据”更有用。
第三步，是让余承东本人回应。
不需要精心策划一场大型活动，也不必急着把竹知了收编成品牌营销。
一段十几秒的视频可能就够了：

“像不像，大家自己听。善意玩梗，我们接得住；冒用身份、捏造事实，我们也会依法处理。”

这不是示弱，而是在告诉公众：企业有边界，也有气量。
更长期的改变，则要回到余承东的表达方式。
华为不需要放弃自信，但可以少替观众宣布结论，多让证据和体验完成说服。
从“这是最好的”，变成“这是哪些指标领先，评价权交给消费者”。
自信还在，公众的位置也回来了。

结尾

竹知了事件表面上是一场玩梗与投诉的争议，深处却是企业权威与公众评价权的一次碰撞。
公众并不一定要求余承东低头，也未必希望华为放弃维权。
他们更想确认：

产品可以领先，企业也可以强大，但什么值得惊叹、什么可以调侃，应该给普通人留下一点自己判断的空间。

伯内斯说，公关的目标是制造认同。
但真正牢固的认同，从来不是让公众只能赞美企业。
一个品牌最强大的时刻，不是所有人都不敢笑它，而是人们笑过之后，仍然愿意相信它。
企业面对善意玩梗，究竟应该顺势接住，还是严格维护边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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