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知了”引发的喧闹还没有平息，鸿蒙方面随后作出回应。

回应大意是，相关视频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余承东，却把竹知了发出的声音与余承东在发布会上的标志性话术、特定动作组合起来，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指向。部分内容又带有戏谑和丑化，因此华为进行投诉具有相应依据。至于部分单纯展示玩具的视频遭到下架，则与平台具体审核有关。

如果只从法律层面梳理，这套解释并不牵强。

民法典对自然人的声音权益有明确保护。如果单纯模仿他人声音，一般不宜直接认定侵权。竹知了没有播放余承东的录音，也没有通过AI复制他的声音，仅仅因为听起来相似，很难直接纳入声音侵权。但是即便没有直接点名，只要语言、动作、经历等特征足以让公众识别具体对象，并造成社会评价降低，同样存在侵权可能。那些配上“一千万以内最好”等标志性话术，再刻意模仿发布会场景的视频，确实已经超过单纯展示玩具的范畴。

华为回应“竹知了”

因此，从维权角度观察，华为手里确实拿着一张法律上能够成立的王牌。对于明显带有人格贬损的内容，企业和企业家也有权维护自己的名誉。

但公关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把这张牌打出去以后，事情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投诉发生之前，竹知了究竟像谁，其实并不那么明显，有人能够听出其中的影射，有人完全不知道这个梗。等到“华为投诉”“余承东”“损害商誉”几个词同时登上热搜，原先热度不高，甚至还得需要一些补充信息才能心领神会的东西，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清楚的指向。

短视频陆续消失以后，很多原本不知道竹知了的人，反而顺着热搜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背景捋得一清二楚。投诉可以把一部分视频下架，可是却通过删除和掩盖把那层模模糊糊的东西完整的端上了台面。

更何况，大企业和普通用户在平台上的力量并不对等。当企业的大法务们拿起厚厚的法典和网络上一个个视频博主去开始斗法的时候，旁人看到的却只是大炮打蚊子的荒谬。本是玩笑一场，却被他演成了堂吉诃德。

这时候，法律上的合理，未必能够自动兑换成人心上的合情。

今年6月，阿迪达斯也遇到过一次颇为尴尬的事情。官方旗舰店一款夹克的商品介绍里，出现了一句“搭配牛仔裤，在城里办事”。原本普通的英文商品描述，经过这样的中文翻译，突然有了一种穿着新衣服骑摩托进县城的乡土气息。

网友很快开始调侃，有人称它为“进城专用战袍”，还有人认真讨论应该穿哪一套去办事。阿迪达斯随后修正官网描述，官方账号却没有继续解释翻译是否准确，更没有去追究什么污蔑与侵权。反而大大方方地跟着网友调侃了一句“adi办的都是das”。有人询问进城以后还回不回村，官方回复：“本身就是村里来的，不能忘本。”

优秀的品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随后，阿迪达斯干脆推出印有“进城办事”的定制T恤，把这段尴尬的文案成功地变成了热销的商品。有的门店更是凭着这股自造梗风潮，定制T恤订单增长了约4倍。

阿迪达斯没有花费多少精力证明自己原来的文案究竟有没有问题，更别说去和舆论和普通大众去寻根问底，非要分个输赢对错。阿迪达斯清楚地认识到，公众即市场，只要是市场，那么利益就是与企业一致的。没必要高高在上，更没必要把公众打到对立面，拎起来指点一番。顺势参与调侃，又把意外获得的流量转化成产品，才是正道。如此一来，原先的嘲笑也逐渐失去攻击性，成为打在棉花上的拳头。最后留下来的，反倒是一场消费者主动参与的品牌传播活动，和不断攀增的销量。

“竹知了”其实也曾经留下过这样的窗口。

试想一下，在非正式的场合，某位高管拿起竹知了转动两圈，再回应一句“这响声确实有点耳熟”，这个梗大概率很快就会过去。甚至完全不予回应，等到新的网络热点出现，它自然会消失在互联网的角落。可是现在经过投诉、下架和回应，硬是拉长了这个梗的传播周期和链条，让它成为短期内不能抹除的舆论记忆。

企业规模越庞大，越有条件聘请最专业的法务团队，把品牌保护得严严实实。造谣、诽谤、恶意剪辑、虚假信息传播，当然应该依法追究。但企业同样需要分辨，什么属于真正的伤害，什么只是一种来自大众的调侃。

阿迪达斯最终把“进城办事”印在了T恤上，让那些调侃玩梗的人后来真的穿着它进了城。公关也是政治，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才是化解尴尬的最好办法。

只是这个不太难的道理，有的人不是不懂，而是降不下身子去做。或许在他们眼中，那些消费者或者公众，只是一群应该永远星星眼看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商标，举着拳头高呼“遥遥领先”的崇拜者吧。

但是事实往往会给出真正的答案，并且还是以付出代价的方式。